在展开这个话题讨论之前,我想先说下我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理解。我认为
在展开这个话题讨论之前,我想先说下我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理解。我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分为四个阶段,这四个阶段由初始到结束,由低级到高级,每个阶段只是着重点不同,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,始终贯穿中国城市化的整个过程。
城市化1.0阶段。这个阶段可以称作城镇化,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流向小城镇、县城、小城市、大城市、省会城市和一线城市,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体是农业人口,实质是农业人口往非农业人口的转移。当然也存在小城镇或者小城市往大城市转移,但并不是主流。
城市化2.0阶段。这个阶段可以称作大城市化,甚至已经不能完全算得上城市化,主要表现为小城镇、县城、小城市人口流向大城市、省会城市和一线城市,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体是城镇和中小城市,实质是小城市往大城市的转移。当然也存在农村人口往大城市转移,但并不是主流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城市化3.0阶段。这个阶段可以称作城市群化,主要表现为非中心城市人口往大城市群(比如长三角、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)尤其是核心城市汇集,3.0阶段与2.0阶段有一定的交叉,可以说是2.0阶段的升级版。这个阶段城市化基本已经到了末期,农业人口往非农业人口的转移已经非常少了。
城市化4.0阶段。这个阶段可以称作一线城市化,是城市化的终级阶段,主要表现为所有城市人口都往一线城市转移,此时的一线城市已经不再局限于北上广深,目前媒体定义的所谓新一线城市将来都有可能属于此类。这个阶段城市化已基本完成,甚至还会出现非农业人口往农业人口的回流,或者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了。
合肥目前处在哪个阶段?合肥这个城市是比较特殊的,它既是特大城市、省会城市,又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,将来也很有可能成为一线城市,所以合肥城市的发展,会始终贯穿中国城市化的整个进程。我认为合肥目前正处在城市化2.0阶段的中期和3.0阶段的初期。
同为儒家文化圈的两个亚洲发达国家韩国和日本,它们目前状况可以作为我们将来城市发展的一个参考。韩国2022年人口5144万,人均gdp为3.5万美元,首尔都市圈人口达到2600万,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。日本2022年人口为1.22亿,人均gdp为3.38万美元,东京都市圈人口3700万,占比超过全国人口的30%。
安徽省2022年常住人口6127万人,但户籍人口达7100多万,也就是说有1000万左右人口净流出,但近两年常住人口增加24万人,出现一定的回流。安徽人均gdp为7.36万元,也就是1万美元出头,合肥2022年常住人口963万人,人均gdp12.58万元,接近2万美元。
安徽人口体量相当于半个日本和一个多的韩国,人均gdp却只有它们的1/3,合肥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6%左右,人均gdp大概是它们一半出头,也就是说,合肥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,如果达到韩国和日本的发展程度时,我认为合肥人口规模至少应在1200万至1500万,也就是占全省的20%-25%。
未来20年里,合肥人口增量应在300万至500万,平均每年都有十几二十万,如果安徽外出人口能回流一半,就能满足合肥后期城市发展。实际上去年合肥常住人口增量为16.9万人,而安徽省常住人口增量是14万人,可以这样说,合肥承接了安徽所有的回流人口,甚至还吸引了省内其它城市一部分人口。
合肥只是中国热点城市发展的一个样本,其实类似合肥这样的城市还有十几个,去年常住人口净流入排在前列的主要城市,大都是省会城市和东部发达城市,合肥人口净流入在全国排到第三名。
图片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
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现象,就是在 “逃离北上广”和“回不去的家乡”之间来回拉锯了十几年后,一线城市人口终于出现了负增长,而人口大省的省会城市人口却出现爆发式增长,那些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,终也没有回到家乡,而是选择留在家乡所在省的省会。
一线城市严格的限购和户籍政策、房价居高不下、生活成本逐年增加,使得许多制造业开始往成本更低的内地迁移,营商环境相对较好的内陆省会城市成为首选,与此同时人口随着产业也开始流动。
是一线城市不再有吸引力了吗?当然不是。高新技术产业、金融业、互联网、网络游戏等高端服务业依然离不开一线城市,当中国完成产业升级逐步迈入发达国家,服务业将容纳更多的就业,这也是为什么韩国和日本人口负增长多年,首尔都市圈和东京都市圈人口还在不断增加的原因。在城市化4.0阶段,一线城市将笑到后。
随着人口老龄化到来和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,中国人口终于出现了负增长,从目前趋势来看,这种负增长可能会持续很多年。然而即使中国人口开始下降,具体到每个城市表现却不一样,热点城市人口是暴增的,那些三四线及以下城市人口则流失更严重了,这跟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基本吻合。
对于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来说,住房已经出现供过于求,即使在很多热点城市可能也存在这种情况,所以在此背景下,政治局会议做出“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”这一判断。
在2016年之前,我们还处于城市化1.0阶段,对于全国多数城市来说,房地产供小于求,因此限购政策也主要以中央整体调控为主。2016年之后,城市化全面进入2.0和3.0阶段,中小城市供求关系发生根本转变,热点城市依然供不应求,由此房地产调控主体变为地方,因城施策和一城一策成为房地产调控的主要方式。
现如今中小城市房产开始严重过剩,对于全国大部分城市来说,房产已失去投资价值,限购政策名存实亡。与此同时,热点二线城市发展却如火如荼,每年还有大量人口流入,地方仍死守着限购政策的底线。
在从城市化1.0阶段往2.0和3.0阶段过渡过程中,合肥房价不断攀升,每次限购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升级。当前限购政策主要是“限购”、“限贷”、“限价”和“限售”,具体到合肥就是:限制优质板块的购买套数,限制买房贷款次数,限制土地和新房价格,限制摇号楼盘的出售时间。
在热点城市,每年都有大量的年轻人口流入,他们多为首次购房,是实实在在的刚需。中国很多房子在上世纪建成,已有20多年的房龄,居住体验比较差,即使面临房产的整体过剩,对于很多城市而言,好房子还是稀缺的,改善型需求旺盛。
后疫情时代,经济逐渐放缓,当前重要的任务是提振内需,房子作为家庭的内需被重新提及,但显然很多限购政策已经不合时宜,如何激发刚需和改善型需求,是目前地方限购政策的主要调整方向。
今年很多城市对限售和限贷都做了放松,释放了一定的需求,但目前来看仍不解渴,房地产依然持续下行,在我看来,主要是因为限购和限价这两个政策并未得到实质性放松。
房子除了自住价值之外,还是家庭的资产,它的金融属性是很难被剥离的,很多人改善需要卖掉自有房产才有足够的钱去买新房子,而旧房子卖不掉可能永远都无法改善。新入城的刚需,新房对于他们遥不可及,二手房门槛可能会更低一些。
作为购房者,谁也不希望自己房子买过之后就掉价几十万,相信刚需也不例外,如果一直抱有明年房价会更低的预期,连真正的刚需也不会去买房,他们甚至可以选择租房结婚。而那些不能将自己房子卖给刚需接盘的改善需求,也没有足够的钱去买改善房,即使有,他们也会抱着明年房价更低的念头观望,这是一个死循环。
当前限价政策限制了新房价格,新房又进一步影响二手房,房价上涨预期被严重抑制,投资需求大量离场,房价开始持续下跌,房价下跌预期同时也抑制了真正的刚需和改善型需求,房地产市场越来越冷。
在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的今天,我们去肯德基吃个汉堡,隔三差五都会面临涨价,房子作为商品也不能例外。诚然房住不炒,但如果房子连基本的通胀都打不赢,那还会有多少人愿意去买房子呢?真正健康稳定的房地产市场,房价应该是温和上涨的,涨幅能够略微打赢通胀。
目前出台的放松政策都还是小打小闹,如果限价没有实质性放松,市场悲观情绪可能会一直持续,房地产下行趋势也就无法得到根本扭转,随着市场信心的不断磨灭,将来即使出台实质性政策,也需要很长时间去修复。
其实这点地方看得很清楚,但在房住不炒的大形势下,房价上涨这个紧箍咒时刻都是中央悬在地方头上的一把剑,限价政策他们是不能轻易突破的,连一线城市都不敢轻举妄动。目前中央和地方还在暗地博弈,每个热点城市都不愿做出头鸟,却都盼望能出现一个出头鸟,同时希望中央能够网开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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